加尔文主义的联合VS达尔文主义的竞争 | 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橡树出版之【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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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达尔文主义毫不陌生，哪怕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百姓，其认识也早已被这一主义固化，或者其生命本身一直都被纳入此主义的逻辑体系，要么是施害者，要么是受害者，比如，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但哪怕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高知人士，也未必真正理解加尔文主义，即便理解，也未必能够践行。所以，从达尔文主义到加尔文主义之间的鸿沟，从某种意义上就像从地狱到天堂的距离。与其说其中的弥合需要理论探索，不如说需要福音和救恩。今天郭暮云的文章，从“联合”的角度深入分享了加尔文主义，愿我们都能从中受益。

近世以来，称得上“基础理论”级别“元”意识形态的，可能只有达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前者首先以生物学的面貌出现，后来扩散到社会领域，上承马基雅维利，下启马列斯希毛。后者以神学的方式表达，同样影响广泛且深远，系统总结了已经融汇两希智慧与蛮族精神的基督教文明，重新奠定了基督教的根基，开启了所谓“第一世界”的诸文明。

意味深长的是，达尔文是英国人，却深刻影响了法德等大陆国家的思想；加尔文是法国人，却直接塑造了英美等海洋文明的架构。这一现象神似雅各为孙子祝福的剪刀手，左右互换，左右互搏，形成了今日世界左右对峙的格局。

达尔文主义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或许可以说是“竞争”，竞争是动力，是过程，甚至是目的。在生存竞争或文明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里，价值评判的标准是强弱、进退。

而若想对加尔文主义“一言以蔽之”，难度或许要大过概括达尔文主义，因为可能的选项显然并非只有一个。比如，有人会说“主权”，有人会说“预定”，有人会说“长老”，有人会说“恩典”。甚至有人会说“律法”，乃至“诗篇”。

而我则宁愿用另一个词来描述我所认为的加尔文主义的精神，那就是“联合”。

我的主张有一点先在优势，就是它的递归式正确，因为“联合”的意思恰恰不是“竞争”，而是承认甚至推崇多样性，意思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特色也可以是前述诸关键词的“联合”，“神的主权”并非“人的自由”的反义词，正如“律法”并非“恩典”的反义词。所以即便同为加尔文主义者的你不能同意我，我也愿意与你联合。

因为那些一定要高举一个词来胜过其他词的想法和做法，恰恰非常达尔文，很不加尔文。许多人捍卫加尔文的方式，恰恰是达尔文式的，是加尔文最反对的，不过显明达尔文主义已经如何塑造了他的思维定式和语言体系。这种自以为的捍卫，更像是高级黑。如果加尔文主义的新酒胀破了他达尔文主义的旧皮袋，反倒是上帝对他及时的保护，免得他以预定论的名义高举了进化论。

“联合”，在加尔文主义的外延与内涵中多有体现。加尔文对“联合”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些为“述”，有些为“作”，分布、贯穿于他思想体系的诸多方面，仅从他的《基督教要义》中就能见到许多例证，是理解他思想脉络的钥匙之一。以下引文皆来自《基督教要义》。

救恩论中的联合

的确，信心不应当摇摆不定，寻求各样的对象，而是应当仰望独一的真神，与他联合、专靠他。

倘若人对快乐完全无知（而与神联合是快乐的极致），那他就没有达至神赐他理解力的主要目的。同样，神给人灵魂的主要目的是使人渴望与神联合。

若亚当继续与他的创造者联合就是他的灵性生命，同样，若他与神疏远就是他灵魂的死亡。

律法的目的便是：使人以圣洁的生活与神联合，也如摩西在别处所说，使人专靠神（申11：22或30：20）。

人的灵魂除非借义与神联合，否则就仍在死亡中与神疏远。另一方面，这样与神联合带给人永远的救恩。

此处引用还可以有很多，有心的读者可以从《基督教要义》中获得。其实我们只是特别强调两点：其一，除非人深信神所赏赐的白白应许，否则他的信心必不能坚定；其二，除非信心将我们与基督联合，否则这信心无法使我们与神和好。

当我们读到圣经告诉我们信徒与神联合时，我们应当记住这联合是以圣洁为根基，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圣洁使我们与神联合！我们反而应该先专靠神，好让我们在神将他的圣洁赏赐给我们之后，就能顺服他一切的命令。

不过加尔文救恩论中的“联合”概念并非创新，而是对于圣经，特别是如下经文的阐释与运用：“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6：4—5 p.）

基督论：反对分离和混合

“联合”的思想在加尔文的基督论中也很鲜明，虽然看起来他的说法不过是对迦克顿信经、亚他那修信经等古老信条的重新申明：

所以我们坚信，基督既然是神和人，拥有两性的联合却不是混合，是我们的主也是真神的儿子，这是根据他的人性而不是因为他的人性。我们必须远离聂斯脱利（Nestorius）的谬论……我们也当防备欧迪奇（Eutyches）的异端，免得在证明基督两性的联合时，反而否定他的神性或人性。

以上是反对“分离”，下面则是反对“混合”：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当将“道成肉身”（约1：14）解释为道成为肉体或与肉体混合。其意思是：既然他选择童贞女的子宫作为他居住的殿，那么那从前是神儿子的如今成为人子，这并不是本质的混合，而是两种本质在一个位格里的合一。我们相信他的神性和人性联合，却在本质上各未受损并保持原样，然而这两种本性联合为一位基督。

我们若能将这奥秘与任何世上的事物比较，那最好、最恰当的或许就是，人，由两部分构成，即灵魂和身体。然而人的灵魂和身体在这联合中并不互相混合，灵魂不是身体，身体也不是灵魂。灵魂有一些与身体无关的特点，身体也有一些与灵魂无关的特点；也有一些特点专指整个人，而不能恰当地专指灵魂或身体。但有时灵魂的一些特点是用来指身体，且身体上的一些特点也是用来指灵魂。然而，这些不同的部分组成一人，而非好几个人。

这段话表示人是一位却由两个部分联合组成，且由两种不同的本性组成这人。圣经也是如此描述基督：一些特点是专指他的人性，也有时记载一些专指他神性的特点，又有时记载一些同指基督神性和人性的特点，而不是专指其中之一。圣经有时强调基督两种本性之间的联合，甚至有时将两者互相交替，古时的神学家称这互相的交替为“属性的交通”。

故此，在加尔文的概念当中，“联合”不是混合，也不是分离。混合是失去边界，分离是失去关系。“联合”则是“保持边界，保持关系”。虽然他是在论述基督的神人二性之联合时做出这种解释的，但这种解释完全可以用于理解他讲述其他事物之“联合”时的观点，这种应用在他的圣餐观中尤其鲜明。

圣餐观中的神秘与不神秘

加尔文的圣餐观，明白无误地体现了“联合”的观点，并因此与路德和慈运理的圣餐观清楚分开。

在路德的观念中，圣餐非常神秘（如果不是比天主教的圣餐更神秘的话），他的圣餐绝不仅仅是个仪式。而在慈运理的观念中，圣餐毫不神秘，绝对的纯属仪式。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说加尔文的圣餐论没有路德那么神秘，但也不像慈运理那么不神秘。想要形容这种既不是特别神秘、又不是特别不神秘，既不是单纯的仪式、也并非完全不是仪式的状态，最恰当的词汇，仍然是“联合”。

《基督教要义》有较多篇幅涉及到这部分内容：

4.14.15．“真理和象征的区别”。奥古斯丁也经常将圣礼和圣礼所代表的真理区分开来。他的区别不但表示圣礼包括象征和真理，同样也教导两者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且就连在联合中我们也必须辨别真理和象征，免得将两者混为一谈。

但就如奥古斯丁在上面所教导的，圣礼若与它所代表的真理分开，它便是虚空的，但他在别处提醒我们：在将两者联合时，我们必须做区分，免得我们过于依靠外在的象征。

4.17.2．“与基督联合是主的圣餐特别带来的福分”。圣餐见证我们与基督彼此的联合，甚至基督所拥有的一切能够被说成属于我们。

4.17.7．“思想和言语还不够”。此外，我也不满意另外一些人的信念。他们虽然承认我们与基督联合，但他们对这联合的解释是：这唯独来自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他们完全忽略基督的肉和血，就如基督以下所说的都是徒然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6：55）；只有那些吃基督的肉并喝他血的人才有生命在他们里面（约6：53）；以及其他类似的经文。因此，既然我确信这与基督亲密的联合超过他们那太狭隘的解释，那么我想在此既简洁又明确地教导这联合究竟是怎样的联合。

4.17.10．“在圣餐中，基督的身体与我们同在”。基督的肉体离我们距离那么遥远，竟然能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食物，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我们应当记住圣灵隐秘的大能远超过我们的感官，并且记住以自己的准则衡量无法测度的圣灵是非常愚昧的事。所以我们思想所不能明白的事，要靠信心理解，圣灵能将空间上分离的东西真正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愿意如此形容加尔文圣餐观中的“联合”思想：

无限高举圣餐的神秘，就是迷信；彻底去除圣餐的神秘，就是亵渎。在圣餐中，基督既不是真的变成了饼和杯，也不是与饼和杯毫无关系，而是借着圣灵临在于饼和杯，以这种方式与信徒联合。

政教观：神意裁决之下的多样性

正像加尔文的圣餐观站在了路德（甚至天主教）和慈运理（以及多数福音派）中间，他的政教观同样也位于路德（甚至天主教）和重浸派（以及多数福音派）中间。

需要申明，我在这里所提的“政教观”，包含“政教关系”和“教会形态”两方面，虽然可以分别按照“政治论”和“教会论”的表述来提及，但权衡之后仍然觉得放在一起说比较好。

在政教关系方面，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是某种形式的“政教合一”，区别不过是天主教（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前）总试图“教凌驾政”，虽然因着神的护理，这种尝试从未在诸欧真正成功。东正教国家则是不断尝试“政掌控教”，并取得了相当令他们满意的成功（虽然这种成功或许并不能和三自的被统战力度相提并论）。

而新教方面，总体而言，对政教关系的看法都是“反对大一统”的，可以统称为“政教两分”。新教内部各宗派的区别在于“分”的“方式”和“程度”。同样是“政教两分”，但各宗派的强调重点非常不同。

重洗派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翼，他们的政教观更强调“分”。相对而言，以改革宗为代表的主流基督教政教观，更强调的毋宁说是“两”。强调“两”就隐含着“分立”，强调“分”则预示着“分离”。

重洗派的“政教分离”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浸信会，以至于他们的教会观也是“独立制”，即便本宗派内部的不同地方教会，事实上也得尽量疏离；改革宗的“政教分立”思想则影响到以长老会为代表的一些宗派，长老会的教会形态，就是启蒙了邦联制和联邦制的“区会制”，强调在独立基础上的地方教会的自愿联合。

这种“教会形态”及其背后的教会观，仍然来自加尔文的“联合”思想。当然长老会体制主要是由他的学生诺克斯所制定、施行并发扬光大的。

所以容易看出，改革宗的政教观点恰是在大一统的天主教和大分裂的重洗派中间，比天主教“左”，比重洗派“右”，比天主教“分”，比重洗派“合”。对应到宪制与政体，则可以说天主教对应君主制，重洗派对应民主制，改革宗对应共和制。

这种源于日内瓦与爱丁堡的教会观，也影响到了后来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体观。YJ弟兄曾如此形容长老会体制和美国政体的关系：

仔细考察美国的历史，美国是先有长老教会等各种受到加尔文神学影响的新教宗派，以及在教会的基础上建立的自治邦，然后才有一个松散的联邦政府。美国政府的组织架构及观念支撑，是清教徒或长老教会赋予的：因着加尔文主义中“人性全然败坏”的核心教义，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对人性不抱任何幻想，权力分割和制衡成为组织政府时遵循的第一要义。

在横向的权力分布中，为了避免天主教和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制”形成个人独裁，以及浸信会一人一票的“绝对民主”造成多数人凌霸少数人，长老教会采取“众长老治会”和间接选举，牧师、长老会、执事会与会员大会形成权力的分割和制衡；而美国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即由此沿袭而来。

在纵向的权力分布中，长老教会采取总会、区会和地方教会的结构模式，既实现了权力分散和地方自治，又具有顶层的协调与合一功能，这就是一种带有联邦和邦联综合的体制；而美国作为近代以来第一个成功地运作联邦制的大国，其经验不是来自于古希腊时代失败的城邦制实践，而是从现实中的长老教会体制获益良多。

而我自己对长老会体制，特别是其区会体制的总结是八个字：合而不统，分而不散。总会和区会对地方堂会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上下级之间那种“统治权”，但也不是说就只有“建议权”而已。可以说“堂会、区会、总会”这个三层（或者四层，有些地区还会有“大会”）架构的强度是介乎于“统治权”和“建议权”之间的，所以我采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合而不统，分而不散。

所以长老制（共和制、联邦制）——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说——是一种比主教制更民主、比会众制更集中、由圣经启示、并且通过了历史检验的、最好（或者说最不坏）的教会（政治）制度。

加尔文自己对教会形态的论述，即共和制的“联合”，主要在《基督教要义》的第四卷第四章，并且主要是以描述古时教会之共和制的合理与后世教会之主教制的不合理的形式出现的：

1．古时教会的行政合乎圣经的教导

古时的教会也有三种不同的职分。他们所有的长老当中（1）一部分做牧师和教师；（2）另一部分负责斥责和惩戒；（3）照顾穷人以及施舍则交给执事。

2．监督的职分

一切担任教导职分的人被称为“长老”。在每一个城市里，从众长老中特选一位做“监督”，好避免因为有许多同等地位的人，就彼此纷争。然而，监督的地位并非高到能吩咐其他的长老。

3．监督和长老的主要职分

监督和长老主要的职分是证道以及施行圣礼。教会有这古老的原则，即监督主要的职分是以神的真道喂养他的百姓，或公开和私下以正统的教义造就教会。

4．大主教和主教长

每一个教区之所以都有一位大主教，以及尼西亚会议指派了一些比大主教地位更高的主教长，都与教会的纪律有关。然而，我们同时要说教会通常很少执行纪律。教会之所以设立这些不同地位的监督，是因万一教会的长老有任何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能借议会解决。若议会也无法解决，那么就由主教长再举行一次议会，若对议会的决定有所争议，就唯有上诉全体大会。有人称这样的行政为“教阶制度”（hierarchy），但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说法，因为没有圣经根据。圣灵不喜悦专制统治的教会。我们若详细考察当时的教会行政，就会发现古时的监督不想建立任何在圣经教导之外的行政。

10．当时的教会听从保罗的教导、会众的支持

我们以上说过挑选牧师的前两个考虑是：当挑选怎样的人以及需要谨慎挑选。在这两个考虑上，古时的教会遵从保罗的教导和使徒的榜样。他们习惯在怀着敬畏的心以及迫切求告主名之下，聚集在一起挑选牧师。此外，他们借保罗的准则，考验他们所挑选做牧师之人的生活和教导。但他们常因过于严厉而在某种程度上犯罪，因他们对监督的要求比保罗自己的要求更高（提前3：2—7），甚至之后要求做牧师之人独身。但在其他方面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与保罗的教导完全一致。

11．会众参与按礼的仪式持续到狄奥多勒的时代

会众挑选自己监督的权利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在会众支持以外的人能当选。安提阿的教会会议决定，一切做监督的人都必须通过会众的投票。

12．群众和圣职人员的权利平衡

我承认老底嘉会议（Council of Laodicea）有极好的理由拒绝赋予公民投票的权利。因为不管任何事几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一样的看法，且俗话说：“善变群众的立场常是对立的。”当时他们采取了很好的防范措施，首先，圣职人员先做挑选，之后将他们的选择交给政府官员或立法院和尊贵人士。后者在经过讨论后认可圣职人员的选择，或另外再挑选他们所喜悦的人，最后再由群众投票。因此，群众不是非接受不可，所以群众就不会争闹。或先让群众选择自己所喜悦的，之后圣职人员再做选择。如此，圣职人员不能专权指派，同时也无须接受百姓愚昧的选择。

当加尔文在谈论政体形态时，虽然他旗帜鲜明地赞成共和制，但他却同样承认神意裁决，承认其他政体亦有其合理性。这就是开篇时我所说的，加尔文主义“联合”思想的一个体现，即对多样性的承认，而非竞争。事实上他已经在描述一种“混合宪制”。

另外，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4.20.8.还论述了“有各种不同种类的政府”，其中他认为：“就如不同温度的物质才会粘在一起，照样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政府形态是最好的。然而，对于那些认为我们只要知道主的意思就够了的人而言，这一切的话都是多余的。因为既然主喜悦为各国安排国王，为民主的都市安排参议院以及市政官员，我们就顺服神所为我们安排的统治者。”

这一思想奇妙地在英伦三岛取得了最初——如果不是最大——的成功，如果“成功”的标记就是“多样性”的话。英格兰的混合宪制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共和制在其中有着重要影响。曾经的苏格兰则更可以称为“加尔文主义旗舰店”，并给世界带来了远超它身量的诸多祝福。

总结

· 有资格称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只有达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

· 如果达尔文主义的标志是“竞争”，那么可以说加尔文主义的标志是“联合”。竞争一定催生大一统思想，消灭竞争对手。联合能够保存多样性文明，彼此和而不同。

· 加尔文主义的“联合”，或许可以描述为：“联合”既不是分离，也不是混合。分离是失去关系，混合是失去边界。真正的“联合”是“保持边界，保持关系”。

· 与其说“联合”是加尔文的创新，毋宁说“联合”是他对圣经启示和历史启示的总结。

· “联合”的思想体现在加尔文的救恩论、基督论、圣餐观、政教观等诸多方面。

· 基督的血肉与圣餐的杯饼，对路德来说是“融合”，对慈运理来说是“分离”，对加尔文来说是“联合”。

· 神设立的政府和神设立的教会，对路德（以及天主教、东正教等）来说应该“融合”，对福音派（特别是浸信会）来说应该“分离”，对加尔文来说应该“联合”，具体来说就是：保持边界、保持关系，互相制衡，彼此监督。

· 愿意践行加尔文主义的政体和教会内部，也应该以同样的“联合”原则，谨慎对待权力，一方面避免过于集中，一方面避免过于分散。或者说：人间的政体和教会都应该“合而不统，分而不散”。大一统是好的，但只应天上有。

愿达尔文式的“竞争”更多被警惕、被限制。愿加尔文式的“联合”更多被了解、被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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